我军人才建设的经验启示

我军人才建设的经验启示

人才的别称,株洲人才公共信息网,什么才算高端人才　　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各个历史时期，我党始终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，不仅创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人民军队，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，而且孕育形成了人才建设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传承弘扬我军人才建设的丰厚精神财富，对于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

　　1937年5月，同志在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》的报告中指出，指导伟大的革命，要有伟大的党，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1938年10月，同志作《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报告，在讲到干部政策时强调，中国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，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，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，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这充分表明，我党我军从一开始就把人才建设放在极端重要的战略位置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军事斗争准备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，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的紧迫性越来越突出。习主席多次强调“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”“强军之道，要在得人”“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”，并把人才建设放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战略布局下系统运筹、融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中一体推进。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，必须加快实施人才强军战略，切实把人才建设作为头等大事，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，强化法规制度约束、强化战略规划牵引，一以贯之、久久为功，一张蓝图干到底。

　　坚持党管干部、党管人才，是我党百年奋斗历程反复验证的一条宝贵经验，从根本上体现了党在军队人才工作方面一贯的意志和要求。这一原则萌芽于1924年我党实际领导建立的第一支革命队伍“铁甲车队”，“所有人员的配备与调动，都是两广区委决定的”；奠基于1927年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打响武装反抗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，当时就提出了包括党要管党、党管干部的思想和内容。许多基本的制度机制、程序办法、纪律规矩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形成，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系统规范。1947年7月，我军颁布《党委员会条例（初稿）》，鲜明提出“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”。历史证明，坚持党管干部、党管人才原则，是我军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，是我军始终保持集中统一和高度稳定，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、宗旨和作风的关键所在。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，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，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，加强组织选人，规范党委、领导和政治机关在选人用人中的权责，坚持从对党忠诚度、政治敏锐度、道德纯洁度、法纪敬畏度等维度考察识别人才，确保人才队伍绝对忠诚、绝对纯洁、绝对可靠。

　　革命战争年代，军队人才工作聚焦一切为了前线、一切为了胜利，依托战争实践，培养了一大批听党指挥、能征善战、英勇不屈的军事人才和英模人物。1952年，同志说：“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，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，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。”无疑，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军培养懂得打现代化战争的人才队伍奠定了基础。这说明，人才准备是最重要的战争准备，实战是人才最好的磨刀石。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深入推进，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，打赢未来战争对人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，必须牢固树立为战育人的核心指向，深入纠治和平积弊，突出练兵先练将，引导各级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研究打仗和指挥作战上，注重在实战和近似实战的环境中识别人才、淬炼人才、考验人才，注重发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、在战争中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，注重形成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舆论导向、工作导向、用人导向、政策导向，激励官兵谋打仗、研打仗、务打仗，加快锻造胜战打赢的人才队伍。

　　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，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，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：一个是“任人唯贤”的路线，一个是“任人唯亲”的路线。前者是正派的路线，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。的干部政策，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，服从党的纪律，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，有独立的工作能力，积极肯干，不谋私利为标准，这就是“任人唯贤”的路线。我军正是由于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，各方面优秀人才才得以被及时发现使用起来，呈现出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的生动局面。好干部标准，概括起来说就是德才兼备，同时又是具体的、历史的。革命战争年代，对党忠诚、英勇善战、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懂政治、懂业务、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有知识、懂专业、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主席明确指出，军队好干部要做到对党忠诚、善谋打仗、敢于担当、实绩突出、清正廉洁，这一标准立起了军队好干部的样子，极大丰富发展了德才兼备的时代内涵，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。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，必须坚持按军队好干部标准选贤任能，严把政治关、能力关、品行关、作风关、廉洁关，以正确的导向选拔人激励人，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，着力集聚矢志强军打赢的各方面优秀人才。

　　在人才建设的发展过程中，我军从来不是仅凭院校教育或单靠部队实践来培养军事人才的。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相结合造就军事人才，是我军人才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。战争年代，我军一方面通过战争学习战争，强调在革命斗争和作战过程中锻炼人才、考察人才；同时又重视通过创办学校培养人才。1927年，同志在江西宁冈的龙江书院创办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教导队，次年成立了红军学校，从此开始了军事院校教育的历史。战争时期，部队战斗转移频繁，随营学校只能边打仗边办学，放下枪就上课、背起枪就打仗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“马背上的学校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有效解决官兵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等问题，以更好地适应军队正规化、现代化建设需要，我军开始了文化与科技双重补差，着力提高部队官兵科学文化水平。历史经验启示我们，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，没有“体系”，难有成效。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，要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，充分发挥军队院校教育固本强基、部队训练实践转化应用、军事职业教育补充拓展的作用，使我军人才培养在对象上实现全员参与，在过程上实现全时培养，在领域上实现全域覆盖。

　　在集聚人才方面，我们党一直注重用革命事业感召人、用开明政策吸引人、用博大情怀凝聚人。抗战时期，党对知识分子提出“来去自由”的人才政策，“不问出身，来者不拒”“去则欢送，再来再欢迎”，形成了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人才奇观。1941年4月，发出《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》，要求各部队应对各类专门家人才“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”，使其“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”。正如同志指出的，“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，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，我们党采取定方向、定任务、定人员、定设备、定制度“五定措施”，给科技工作者一个稳定的科研工作环境，吸引了数千名留学生从世界各地纷纷回国。包括对起义将领也做到一视同仁，如程潜、傅作义、陈明仁等都给予重用。种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，要用好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延揽集聚天下英才，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，实行更加积极、更加开放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，以识才的慧眼、爱才的诚意、用才的胆识、容才的雅量、聚才的良方，延揽各方面优秀人才为我军建设发展服务。